自然和气候焦虑能否预测未来的社会行为，就像消费者情绪预测购买和投资一样?
这一建议是由格里菲斯大学名誉教授拉尔夫·巴克利在细胞出版社的《同一个地球》杂志上提出的，在英国托马斯·皮恩科夫斯基教授领导的一篇文章的预览中提出的。
巴克利教授说，国际全球疾病负担研究表明，焦虑和抑郁普遍存在，而且正在恶化。
巴克利教授说:“经济成本高达全球GDP的16%，全球每人平均每年损失19天。”
“原因有很多，包括当前的气候、生物多样性和生计危机。
皮恩科夫斯基教授的文章指出，卫生部门的应对措施，如咨询和化疗，只针对症状，而不是潜在的社会决定因素。
巴克利教授认为，我们可以用当前生态焦虑的类型和强度来衡量人们对地球未来的期望。
他说:“高度焦虑可能意味着更多的人选择‘平躺着’的生活方式，少生孩子，降低财务目标。”
“在地球无法养活仍在增长的人口之前，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正是减少人类对地球影响所需要的。”
因此，巴克利教授建议跟踪各种类型的生态焦虑的变化，并将它们与生活方式的选择相匹配，以预测地球上数十亿人可能发生的变化。
这篇题为《自然、气候和生计焦虑的直接经济意义》的评论文章发表在《同一个地球》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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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本篇文章《“经济焦虑”的经济结果和影响》能对你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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